【辛亥革命杂议 · 其一】四川保路运动的背景

博主： Yangsh888
发布时间：2024 年 08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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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15字数
分类：人文历史

> “天下多事，人心瓦解，皆造端于此。”
> 
> **《铁路国有案》，引自辜鸿铭、孟森等著《清代野史》第四卷，巴蜀书社**

成都发生大规模流血的那天，是1911年9月7日。

这一天，距离武昌起义爆发还有一个月。

而保路运动也迅速从一场普通的民变，演变成失去控制的大规模暴乱。

保路运动，起因于一道关于铁路的政令。

尽管这是皇族内阁的第一道政令，但无论草拟还是颁布的时候，阁员们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忐忑不安。办完公，他们照例去赴宴听戏——如果谈论起现在大清国的日子如何不好过，严肃一点的话题多集中在革命党的暴动、立宪党的掣肘以及没完没了的饥民骚乱上；轻松一点的话题多集中在小皇上读书不认真，太后又发了脾气，封疆大吏中哪个位置出了缺以及哪家王府的堂会有什么名角上。

对于这些内阁阁员们而言，铁路不就是在两条铁轨上跑火车吗？这有什么值得兴师动众地再三斟酌的？

**民众的生存艰难和国家的内忧外患，还有革命党人连年发动的武装暴动，立宪党人对执政者的猛烈押击，不断发生的大规模民变以及军队已经显露的对政府的不忠，这一切都使得国人对大清帝国政府的信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。**

所有的不满与指责，无一例外地集中在对清廷政权合理性的严重质疑上，执政者已经成为民众泄愤的众矢之的。

**在这样的历史时刻，任何一件关乎公共利益的事，只要稍微处理不当，就会引发连锁反应，以至最终酿成不可控制的大乱。**

对于一个政权来讲，这种全民性的情绪对立，其危险远远大于革命党人的武装暴动和立宪党人的政治非难。

1911年，以顺从著称于世的大清帝国的臣民，其忍耐力终于到了崩溃前爆发的临界点。而最能冲垮这个临界点的因素，莫过于与外国人相关的那些事情。

**自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，民族屈辱已成为中国人最敏感的一根神经，一旦事关列强肆意侵占中国人的利益，而当政者又有出卖民族利益之嫌，空前剧烈的反抗情绪就会被点燃，继而发展成全民反抗政府的局面。**

此时的清廷，不知是反应迟钝，还是迫于无奈，在这个问题上一错再错。

**他们严重低估了绅商们和知识分子的心理承受能力，前者在经济利益上寸步不让，后者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度高涨，由此带来的后果令清廷大吏们猝不及防。**

欧洲资本主义正处于全球扩张中，并不断地摧毁封建主义的堡垒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性合作显然符合时代潮流。

**但是，近代以来，列强在中国的经济行为却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，带有明显的掠夺性质，这是解读中国近代史中所有重要事件的重要前提。**

早在20世纪初便开始的“收回权利运动”足以证明，由绅商们组成的商会绝不仅仅是个商业组织。

当清廷将山西的煤矿开采权出售给一家英国公司后，立即遭到绅商们和学生们的激烈反对，山西籍留日学生甚至为此自杀以示抗争，其遗书写道：

> “政府如放弃保护责任，晋人即可停止纳税义务，约一日不废，税一日不纳，万众一心，我晋人应有之权利也。”
> 
> **李庆芳等编《山西矿务档案》，引自李新主编《中华民国史》第一编，全一卷（下），中华书局**

在这之后，安徽、山东、云南等地相继发生了抗议、抵制将矿山开采权和铁路修筑权出售给英、德、日等国的运动。

**这些抗议运动，几乎都是由绅商们发起的，而一旦矿权和路权被收回民办，要向所有民众发行股票的时候，尽管普通的中国人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投资意识，但凡事只要包含民族主义的内涵，国人便会热血沸腾：**

> “佣贩妇竖，苦力贱役，亦皆激于公愤，节缩衣食，争先认股。举国若狂，民气之感奋，实所仅见。”
> 
> **房德邻《清王朝的覆灭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**

1911年，大清帝国的边疆地区警报频传：

英国派兵侵占云南西北边地片马；英、法强索云南的矿山开采权；法国借口保护铁路陈兵滇边；沙俄借修订《伊犁条约》之机，企图攫取新疆、蒙古、张家口等地的自由贸易权、免税权、土地所有权和治外法权。

云南咨议局的绅商们奋起抗议，立即得到各省咨议局的全力声援，留日、留德、留法的中国学生也相继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。

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更是群情激愤，他们组织商团，训练青年，声言要：

> “组织义勇队，以筹对付之策”
> 
> **杨天石《从帝制走向共和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**

然而，在各列强国的压力下，清廷试图通过控制舆论、禁止集会等措施压制这种情绪。

只是皇族内阁们并没有意识到，民间激烈情绪所指已经不仅仅是列强了。

1911年5月9日，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，一道关于将铁路干线收回国有的上谕颁布：

> 注：若无额外说明，本篇文章所涉及的上谕、告示等文献资料，因篇幅所限无法全部展示。幸而发现互联网有整理过后的相关可靠资料，您可以通过下面链接查看：
> 
> **http://www.360doc.com/document/21/1101/11/424013\_1002277544.shtml**

要想富，先修路。

1911年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道理。

清廷颁布的上谕本身无错。

自晚清政府批准铁路商办以来，政策和管理都十分混乱。

参考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公司，成立于1907年，直到1911年，川汉铁路仅修成了十五公里，所集股本的百分之四十用于筑路，其余均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，以致造成严重的倒账和亏损。

**就当时中国的筑路水平而言，铁路干线的修筑，无论需要投入的巨额成本，乃至技术保障和管理经验，都不具备民间商办的条件，铁路干线收回国有是合理的。**

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曾电告时任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：

> “滇、藏危迫，川路不成，边防难恃。议定宜昌至夔州六百里路程，最为艰险，准用美国总工程师，以其熟悉山路，可望速成。”
> 
> **《铁路国有案》，引自辜鸿铭、孟森等著《清代野史》第四卷，巴蜀书社**

晚清的财政几近崩溃。《辛丑条约》的巨额赔款、军制变革的持续开支，皇族生活的奢侈开销，办理新政的庞杂费用等等，令清廷收支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。

“臣已穷尽罗掘，民已穷尽负重”，国家政费仍缺七千万以上。

对于摄政王载沣来说，唯一能够暂缓危机的办法，就是向各列强国借债。

直隶咨议局的议员们曾联合上奏，恳请“慎举国债：

> 今日中国之贫窘，达于极点。借债以谋救济，诚属万不得已之举。然带债之公例，必政府与国民均有用债之能力，而后可利用之以为救时之药。否则饮鸩自毙，势必不救。”
> 
> **彭芬《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》，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《辛亥革命》（三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、上海书店出版社**

但是，载沣已经别无他路。**至1911年，大清帝国政府的外债总额已达库平银二亿四千六百万两，最低年良百分之五，最高竟达百分之十二。**

而借款，需要用国家赋税或其他东西作为担保，铁路便是很好的担保物。

**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推动下，大清帝国政府与英、美、德、法四国银行团在北京签订了《川粤汉铁路借款合同》，借款总额六百万英镑，年息五厘，四国银行组成的债权团享有上述铁路的修筑权和继续投资的优先权。**

十天之后，度支部上奏：

> 您可以在下述链接在线查阅：
> 
> **http://www.360doc.com/document/21/1101/11/424013\_1002277544.shtml**

此时的皇族内阁，严重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：

商办铁路是由民间集资的，而“民间”的范围远比他们想象的大得多：“农夫、焦煤夫、泥水匠、红白喜事行、洋货担、铣刀磨剪、果栗摊担、舆马帮佣”，总之，社会平民阶层的林林总总都曾“争先入股”。

然而，一道圣旨就将筑路权收归国有了，难道平民手里的股票将成为一张废纸吗？这与强盗公然人室抢劫有什么不同？

大清皇族们天生的缺陷是：他们从来没有从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习惯。

因为自古以来朝廷的圣旨至高无上，臣民们要不就在圣旨面前磕头谢恩，要不就因违背圣旨被砍掉脑袋，难道还有其他的选择吗？

直到上谕颁布的第五天，皇族内阁才意识到，大清帝国的臣民已经今非昔比。

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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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修改：2024 年 08 月 18 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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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angsh888 • 2024 年 08 月 18 日

> “天下多事，人心瓦解，皆造端于此。”
> 
> **《铁路国有案》，引自辜鸿铭、孟森等著《清代野史》第四卷，巴蜀书社**

成都发生大规模流血的那天，是1911年9月7日。

这一天，距离武昌起义爆发还有一个月。

而保路运动也迅速从一场普通的民变，演变成失去控制的大规模暴乱。

保路运动，起因于一道关于铁路的政令。

对于这些内阁阁员们而言，铁路不就是在两条铁轨上跑火车吗？这有什么值得兴师动众地再三斟酌的？

所有的不满与指责，无一例外地集中在对清廷政权合理性的严重质疑上，执政者已经成为民众泄愤的众矢之的。

**在这样的历史时刻，任何一件关乎公共利益的事，只要稍微处理不当，就会引发连锁反应，以至最终酿成不可控制的大乱。**

对于一个政权来讲，这种全民性的情绪对立，其危险远远大于革命党人的武装暴动和立宪党人的政治非难。

1911年，以顺从著称于世的大清帝国的臣民，其忍耐力终于到了崩溃前爆发的临界点。而最能冲垮这个临界点的因素，莫过于与外国人相关的那些事情。

此时的清廷，不知是反应迟钝，还是迫于无奈，在这个问题上一错再错。

欧洲资本主义正处于全球扩张中，并不断地摧毁封建主义的堡垒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性合作显然符合时代潮流。

**但是，近代以来，列强在中国的经济行为却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，带有明显的掠夺性质，这是解读中国近代史中所有重要事件的重要前提。**

早在20世纪初便开始的“收回权利运动”足以证明，由绅商们组成的商会绝不仅仅是个商业组织。

当清廷将山西的煤矿开采权出售给一家英国公司后，立即遭到绅商们和学生们的激烈反对，山西籍留日学生甚至为此自杀以示抗争，其遗书写道：

在这之后，安徽、山东、云南等地相继发生了抗议、抵制将矿山开采权和铁路修筑权出售给英、德、日等国的运动。

1911年，大清帝国的边疆地区警报频传：

云南咨议局的绅商们奋起抗议，立即得到各省咨议局的全力声援，留日、留德、留法的中国学生也相继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。

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更是群情激愤，他们组织商团，训练青年，声言要：

> “组织义勇队，以筹对付之策”
> 
> **杨天石《从帝制走向共和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**

然而，在各列强国的压力下，清廷试图通过控制舆论、禁止集会等措施压制这种情绪。

只是皇族内阁们并没有意识到，民间激烈情绪所指已经不仅仅是列强了。

1911年5月9日，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，一道关于将铁路干线收回国有的上谕颁布：

要想富，先修路。

1911年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道理。

清廷颁布的上谕本身无错。

自晚清政府批准铁路商办以来，政策和管理都十分混乱。

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曾电告时任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：

“臣已穷尽罗掘，民已穷尽负重”，国家政费仍缺七千万以上。

对于摄政王载沣来说，唯一能够暂缓危机的办法，就是向各列强国借债。

直隶咨议局的议员们曾联合上奏，恳请“慎举国债：

但是，载沣已经别无他路。**至1911年，大清帝国政府的外债总额已达库平银二亿四千六百万两，最低年良百分之五，最高竟达百分之十二。**

而借款，需要用国家赋税或其他东西作为担保，铁路便是很好的担保物。

十天之后，度支部上奏：

> 您可以在下述链接在线查阅：
> 
> **http://www.360doc.com/document/21/1101/11/424013\_1002277544.shtml**

此时的皇族内阁，严重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：

然而，一道圣旨就将筑路权收归国有了，难道平民手里的股票将成为一张废纸吗？这与强盗公然人室抢劫有什么不同？

大清皇族们天生的缺陷是：他们从来没有从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习惯。

因为自古以来朝廷的圣旨至高无上，臣民们要不就在圣旨面前磕头谢恩，要不就因违背圣旨被砍掉脑袋，难道还有其他的选择吗？

直到上谕颁布的第五天，皇族内阁才意识到，大清帝国的臣民已经今非昔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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